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引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书斋陈设艺术风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反映了特定时代、特定区域、特定群体的思想观念，更展现出中国传统设计的智慧与审美趣味。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书斋陈设艺术风尚的出现，与江南的全国文化与艺术中心地位、文人人生价值取向的转变、家具市场的繁荣以及市镇经济的发达等紧密相关。
笔者将从书斋陈设艺术风尚的多元表现样态，归纳出其典型内容与江南特色，即反映江南地域人文特色的藏书与名人字画、苏作明式家具以及体现江南文人书斋生活意趣的雅玩清供。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文风淳厚、艺术活动频繁，江南文人之所以能够引领当时的书斋陈设艺术，并演变为一场艺术风尚，实乃多方面深层根源所决定，通过综合研究相关史料，认为其根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江南地区的全国文化与艺术中心地位
江南自古灵山秀水，苏杭被比作“人间天堂”，“大抵山泽英灵之所萃，其寓于物也，必有瑰奇雄杰之观，其毓于人也，必有高明俊秀之才，为时而生者。”这是乾隆时期《苏州府志》对江南自古人杰地灵、名家辈出的生动描述。
江南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吸引了历代文人雅士与艺术大家，并孕育出淳厚的文风与丰厚的艺术底蕴。
早在宋代，范仲淹就在苏州兴办府学，首开东南兴学之风，至明代中后期，江南已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首先，社学林立，由松江、苏州、常州、应天、扬州、徽州等地组成的南直隶，有包括东林书院在内的所书院。
苏州作为全国的刻书中心，其藏书与印刷出版活动为全国之最，其次，科举考试中的表现为当时全国之最。
据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统计，明朝历代总计89名状元之中，江南八府以21人的数量占了近四分之一，再次，文人大家辈出。
如：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散文家归有光，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冯梦龙等。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载，明代有籍可考位文学家中，仅苏州府就占有人，比当时整个中国北方的文学家还多。
在艺术发展方面，江南文人画家及艺术流派奠定了江南的全国艺术中心地位，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吴伟为代表的“江夏派”，以沈周、文徵明、唐寅及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以徐渭为代表的“青藤画派”，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派等，此外，当时苏州地区的古典园林艺术，也是全国其它地区的典范。
当时江南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与艺术活动中心，作为彼时江南文人从事文化与艺术活动的最主要室内环境空间———“书斋”，于是拥有了全国最旺盛的市场需求，积累了最充分的发展条件，表现出最强的发展势头。
在江南文人的引领之下，围绕“书斋”而衍生出的“书斋陈设”随之上升为一门单独的艺术类型，从而为“书斋陈设艺术”进一步发展为文化领域的艺术风尚奠定了先决条件。
（二）江南文人人生价值取向的转变
书斋陈设艺术之所以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演变为一场艺术风尚，与书斋文化主体———“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转变有着密切关系。
一方面，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教育发达，但科举考试竞争异常激烈，仕途异常艰难，所以文徵明写道：“迤逦至于今日，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廪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虽有一二幸进，然亦鲜矣。”。
另一方面，受心学影响，江南文人逐渐摆脱宋、元以来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继而为自己追求精神上的愉悦与物质上的满足找到了理论依据，此外，当时江南地区书斋文化的迅速发展，为文人们构建了一种理想化的生活空间———即艺术化的室内文化生活空间。
书斋不断获得功能上的拓展，较之前读书、写字、画画等纯粹功能，进一步拓展为兼具修心、交友、会客、收藏，甚至日常生活起居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空间。
基于上述背景，江南文人人生价值取向发生重要转变，他们逐渐偏离曾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进而选择退隐斋室，积极享受其中的闲雅文化生活赋予的精神自由与心灵愉悦。
江南文人不仅从书斋文化中找到了精神归属，同时，也正是他们的倾心推动，书斋陈设艺术才逐渐上升为影响全国的艺术风尚，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皆乐在其中。
(三）江南地区家具市场的繁荣
明代至清代前期，尤其明代嘉靖、万历至清代康、熙、雍正期间（即－年），可谓中国传统家具发展的*金时代，据记载，苏州、松江、徽州等地均是当时“明式家具”(狭义）的重要产地，各类手工艺人汇聚于商业繁荣的江南，尤以苏州为主。
明代王世性《广志绎》:“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
“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都用细木家具，豪奢之家，皆用花梨、乌木、相思木、*杨等材料制造的家具，由此易见，明代中后期江南细木家具市场的繁荣盛况。
在繁荣的家具市场刺激下，聪慧好古的江南文人不仅崇尚细木家具，并竞相购置以陈设于书斋，甚至还亲自参与家具的设计制作过程，文人参与是苏作明式家具的重要特点，也是其走向新高度的关键因素。
家具作为书斋陈设的最主要内容，其样式和风格决定着空间陈设的主要基调，受当时江南文人读书生活、礼仪生活以及闲赏生活的滋养，以及文人“规制”“心物观”和“日用即道”等价值观的直接影响，明式家具不断获得新的发展与突破，如功能的改良与形制的创新等。
在家具市场的刺激与江南文人的推动下，以苏作明式家具为核心的书斋陈设艺术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并逐渐形成具有鲜明江南特色的独特陈设艺术风格，因这种风格广受各个群体推崇与效仿，遂逐渐发展为一种艺术风尚。
(四）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发达
明代中后期相对稳定的*治环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地区以苏州府和松江府为中心的南直隶，以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等为中心的浙江，皆为财富重地，五府千百镇，也都是聚宝盆。
南浔的上等湖丝，盛泽和王江泾的绸业，松江府和苏州府的棉花、棉布，“苏作家具”以及造船业等，使江南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经济发达之地，受益于商业与经济发达，身居江南社会上层的文人群体获得了丰厚的经济赞助，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如叶盛《水东日记》所载：“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文人收入的提高为其进一步追求文化生活的高品质，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作为当时江南文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斋陈设越来越讲究，越来越高雅，甚至有人不惜耗尽一生所聚之财，在江南文人的引领与发达经济的推动下，书斋陈设之风逐渐拓展至寻常百姓之家。
正是基于江南地区的发达经济、文人的时尚引领以及市井百姓的竞相效仿，书斋陈设艺术获得了一种积极的良性发展路径，继而演变为影响全国的艺术风尚。
结语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江南文人以书斋为空间载体，以陈设为艺术语言建构起一种艺术化的文化生活空间，并以此促使江南文人书斋陈设逐渐发展为一场引领全国的艺术风尚，其影响自江南文人群体逐渐拓展至其他类人群，以致在中国传统设计艺术史上绘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场书斋陈设艺术风尚之所以发生在江南，并由江南文人引领而起，亦是多重根源下的必然，江南的文化与艺术中心地位、江南文人人生价值取向的转变、家具市场的繁荣以及市镇经济的发达构成了四个关键的主要根源。
在引领书斋陈设艺术风尚方面，江南文人穷尽心思耗费重金营建书斋，精心布局陈设内容，专注文学作品、创作绘画或插图，从多元化视角探究书斋陈设之道，使书斋陈设艺术风尚展现出多样化。
不仅展示了当时江南文人面对仕途失意而乐观面对现实的“积极”人生态度，也充分反映出他们对理想书斋陈设样态的积极向往，这场兴于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书斋陈设艺术风尚充分显现出鲜明的江南文人气质与江南文化特色。